“到了今天，我們的共識已非常明確：未來中國的高質量經濟增長將立足于自身的創新發展，走內生型增長道路。這高度依賴技術創新和科技進步。”12月19日，首屆“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經濟高峰論壇”的平行論壇“大灣區科技與產業創新論壇”期間，南方財經全媒體集團黨委副書記、副總經理，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執行董事楊云飛在開幕致辭中表示。

　　關注大灣區科技與產業創新，就是關注大灣區經濟的未來，也是關注中國經濟的未來。科創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牽引力，某種程度上將決定大灣區發展的速度。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繼續推進“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科技創新走廊建設，研究實施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出入境、工作、居住、物流等更加便利化的政策措施，鼓勵科技和學術人才交往交流。7月，廣東也進一步明確提出，要攜手港澳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全球大數據硅谷和國際數據經濟創新中心。

　　以珠海、佛山為龍頭的珠江西岸的先進裝備制造產業帶，以深圳、東莞為核心在東岸打造的電子信息等世界級先進制造業產業集群，都在推動著新一代技術的突破發展和應用落地，“世界工廠”正在穩步升級為新的“硅谷”和世界先進的制造業中心。

　　大灣區最強大的基因

　　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羅默（Paul Romer）提出：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大部分技術進步源于市場激勵下的有意投資行為，即技術是內生的；創新能使知識成為商品，知識和人力資本具有規模收益遞增，從而能夠促進經濟長期持續增長。

　　“科創是粵港澳大灣區最強大的基因。”楊云飛表示，“大灣區科技產業創新前景無限廣闊。科創生態也不僅僅局限在科創本身，人才、成果轉化能力、產業優勢、資本市場，甚至與世界其他地區領先科創企業的有效對標與競合、引入，都將成為影響成敗的重要因素。”

　　羅蘭貝格管理咨詢公司全球合伙人、大中華區副總裁于占福也在主持圓桌對話時指出，相較于其他競爭對手，身處粵港澳大灣區的企業的一個特別幸運之處就是，這里活躍著眾多的創新因素。“不需要跋山涉水，到異地去對接這些要素，只要在大灣區稍作甄選，就會發現確實有太多先進的技術、理念在不斷涌現。”他說，“這也是時代的紅利。”

　　中國計算機學會常務理事、拓爾思知識圖譜研究院院長臧根林也表示，與世界三大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的起點明顯不同。他認為，如今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一批新興技術的出現，使得大灣區在建設智慧型灣區上已有較高的起點。

　　數字經濟帶來的機遇不止如此。“這個時代提供了新的發動機，如何去抓住機遇是大灣區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關注點，而這一定要有一個‘突破點’。”中國通信工業協會區塊鏈專委會副主任、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特邀研究員劉海林表示，“如果用數字資產交易所來帶動整個區塊鏈技術的應用發展，推動數字經濟進步，這就有非常重要而且實際的意義。”

　　香港交易所環球上市服務部副總裁朱筱赟認為，對于科技是經濟下一階段發展的最主要驅動力，不少行業參與者已深有體會。在產業方面，科技和創新涌現出蓬勃的力量，而在資本市場，科技創新也正帶來著“最大的機會”。“大灣區是我們在這一股新潮里最具有發展潛力的經濟領域和重要的市場。”她說。

　　作為一家在灣區誕生、成長的企業，商湯科技是灣區科創企業的典型代表之一。“我們所研究的人工智能，本身作為一個高科技手段，它很難自己成為一個行業，我們需要把人工智能技術和每個場景、行業結合。”商湯科技新興創新事業群總裁、深圳公司總經理柳鋼介紹說。

　　他表示，作為一個灣區企業，我們的發展路徑其實就是借力灣區政策，從一個小實驗室成長起來，把產品和技術首先賦能給眾多的灣區合作伙伴和企業。例如，商湯科技已與阿里巴巴、香港科學園公司合作，成立香港人工智能實驗室。

　　哈啰出行聯合創始人兼首席運營官韓美表示，對于共享出行和城市治理來說，如何有效管理車輛、規范停放，需要技術上的創新和探索。而大灣區擁有區域一體化的優勢，對于發展一站式服務是非常好的機遇。

　　制度創新還是技術創新

　　圓桌討論期間，主持人于占福提出了灣區創新的主要突破應是“制度創新”還是“技術創新”的問題。

　　在臧根林看來，政策創新與技術創新并不矛盾。技術創新需要政策的支撐，政策創新需要技術的發展去落實。“就像自行車的兩個輪子，互相配合好，車就走得快。”

　　不過他也表示，制度創新會面臨一些想不到的挑戰，有時只能逐步消化；而技術創新則可以在不知不覺中被接受。“技術只要真的好用，能解決問題，大家就不會抵觸。”

　　他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在全世界的灣區中最為特殊：城市各具實力，像沒有“頭狼”的狼群；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種貨幣、四種語言，也加大了通過制度創新促進灣區融合的難度。

　　“大數據是保健品，什么項目都可以用。區塊鏈則是一種特效藥，不是所有項目都適用，但它可以解決一些特定的問題。”臧根林舉例說，“大灣區沒有中心，但大家必須合作，這就需要去中心化、建立信任，需要特殊的技術來化解政治和體制上的問題。”

　　他認為，大灣區下一步的數據融合，應當盡量減少標準上的差異，由統一的標準化委員會牽頭。但對于已有的差異，例如翻譯、術語上的不一致，這些有著歷史因素，要承認差異性的存在，不能強制要求某一方更改。“這就需要技術來消化。”

　　渣打銀行（中國）有限公司副行長、商業銀行部董事總經理謝雯則認為，政策創新是灣區發展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實際上，多元化本身就是一個創新的元素，因為有不同，所以有碰撞，有新的火花產生。”她說，“我們希望在政策層面能夠打開，給更多靈活性、更多空間。”

　　針對大灣區創新型、初創型企業較多的特點，渣打在嘗試“金融沙盒”計劃，用不同的方式來重新評估企業，信審也開發新的評估方法，聚焦新經濟、科創型企業。“實際上就是對傳統商業銀行的拓展。”謝雯表示，“企業在生命周期中需要的服務和資金是不一樣的，傳統的商業銀行金融匹配可能有些錯位。”

　　而在技術創新上，渣打銀行同樣進行著布局。“不管是區塊鏈還是開放式銀行，我們可以通過大數據的方式搭建平臺。”她說，“我們參與了政府主導的粵港澳大灣區金融區塊鏈平臺建設，是唯一一家從香港和深圳同時輔助研發的商業銀行。”

　　韓美則以哈啰出行的實踐指出，大灣區城市之間的用戶需求廣泛、活躍，如何匹配算法和供需的平衡，制定有效的策略，保障好安全，這些都需要在技術上很大的投入。“我們非常希望和愿意參與到大灣區智慧交通建設中，更多和大灣區科研機構、高校、企業等深入合作。”她說，“我們愿意開放技術和平臺資源，參與大灣區產業創新與交通建設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