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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投資者教育現狀調查報告(2021)

《我國證券投資者教育的效率分析與制度建構》課題組中國證券報·中證網

  自2016年開始,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院《我國證券投資者教育的效率分析與制度建構》課題組(以下簡稱“課題組”)連續六年開展了全國范圍的投資者教育問卷調查,迄今為止已累計回收調查問卷103471份。2021年度的問卷調查與貴州財經大學大數據應用與經濟學院(貴陽大數據金融學院)合作展開數據的比對分析。課題組希望通過連續跟蹤調查,準確分析中國投資者的行為特征及其變化,以及我國開展投資者教育的現實狀況,探討完善投資者教育工作方式和優化提升教育效率的途徑。

  2021年度的課題調研與數據分析延續了課題組往年的研究模式,即兩個比對分析:一是從投資者(受教者)與投教工作者(施教者)兩個維度(而非只是針對投資者的單維度)進行問卷調查的比對分析;二是將受訪投資者的問卷調查數據與其實際交易數據一一匹配(而非僅僅分析其問卷統計數據),以更精準地評估投資者教育對投資者行為的影響及其特征變化,更科學地評估我國投資者教育工作的微觀與宏觀效率。此次問卷調查的時間為2022年4月20日至5月30日,共收回有效問卷12051份,其中投資者部分有效問卷7279份(有效率為96.55%),投教工作者部分有效問卷4772份(有效率為99.95%)。檢驗表明問卷具有較高的內在信度、內容效度和結構效度。

  通過對2021年度調研報告的初步分析,主要有以下結論:

  一、中國證券投資者教育的現狀分析

  1、我國投資者基礎金融素養呈逐年上升趨勢,投資者教育對國民金融素養提升的效果進一步得到驗證。

  我國的證券投資者結構雖然在逐步優化,但是以個人投資者為主的特征依然顯著,個人和家庭參與金融市場的比率逐年上升。截至2022年8月底,中國證券市場個人投資者人數已超過2億,占市場總投資者數量的99.49%(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數據);基金投資者2021年底已超7.2億(中國證券業協會數據)。國內外研究取得的共識是,投資者群體的整體金融素養對一國金融市場的穩定發展和市場效率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而開展多維度的投資者教育則是提升投資者金融素養、矯正其投資行為的有效方法。課題組從2016年開始對我國投資者金融素養狀況進行跟蹤調查,閱讀和借鑒國內外有關金融素養調查文獻,結合國內市場的實際情況,在金融素養的衡量方面,將投資者金融素養分為基礎金融素養和專業金融素養兩部分,并以此進行問卷設計和調查數據分析。

  2021年度問卷調查數據顯示出投資者教育對投資者金融素養的提升具有正面影響。其一,從2018年到2021年,我國投資者的金融素養水平整體上呈提升趨勢,其中基礎金融素養從60.90分提升到64.68分(及格率為68.57%),表明參與市場的投資者在接受投資者教育后對基礎金融知識的了解有提升。其二,投資者整體金融素養尚處于較低水平,綜合金融素養均分僅為53.74分,一半以上的投資者未達及格標準(占比47.48%),專業金融素養均分僅為42.80分(及格率為38.43%),得分從2018年的44.24分小幅下降到42.80分,可能是一些新入市的投資者在專業金融知識的學習和理解方面不太理想,仍然需要進一步引導投資者加強學習。基于更為細分的調研數據,綜合表現為:接受投資者教育頻率越高、時間越長的投資者,綜合金融素養越高,表明投資者教育對國民金融素養的提升有顯著促進作用。

  2、金融機構仍是最重要的投教主體之一;投資者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效果初顯。

  課題組在以前年度的調研報告中提到,我國多層次的投教體系的雛形已基本成型并趨于完善,本年度的調查數據再次證明了這一觀點。受訪投資者對金融機構、媒體、各交易所、協會、金融監管部門、其他第三方機構、高等院校和基礎教育單位(小學、初中和高中)等投教主體的知悉度呈逐年上升趨勢;投資者對各主體的投教活動整體參與度維持基本穩定。在我國投資者教育的發展中,承擔施教者角色的證券公司等各類金融機構仍然是最重要的投教主體之一,投資者對其知悉度和參與度在連續四年的調查中均名列榜首,2021年度的比例分別為84.06%和25.95%。

  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投資者對金融機構的知悉度和上一年度基本保持一致(2020年為84.63%),但參與度卻較2020年的29.55%下降了3.60%,在所有主體中降幅居首。表明我國多層次投資者教育體系中各主體的力量正在走向動態均衡,課題組曾經揭示的金融機構承擔過重的投資者教育現象有所改善,其他投資者教育主體的作用逐步顯現。2013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強資本市場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保護工作的意見》中呼吁“加大普及證券期貨知識力度,將投資者教育逐步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并充分發揮媒體的輿論引導和宣傳教育功能”,我國投資者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工作開始萌芽。課題組也一直認為將投資者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是提升國民金融素養的有效途徑,在問卷中對這一內容予以了較多關注。2019年的調查顯示,接近九成的施教者支持將投資者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投資者對此的支持率也超過七成。近年來我國在這一方面的探索和努力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果。調查數據顯示,2019年3月證監會與教育部聯合印發《關于加強證券期貨知識普及教育的合作備忘錄》后,社會對基礎教育單位開展投教活動的知悉度大幅提升,從2018年的48.15%提升到2021年的72.95%(提高了24.80%)。從提升幅度來看,2019年的提升幅度達19.49%,2020、2021年的提升比例雖下降至3.34%和1.97%,但仍然保持增長。同時,2021年度的調查數據顯示,基礎教育單位的投教參與度為19.33%,已經超過其他第三方機構,僅次于金融機構的25.95%、媒體的22.42%和高等院校的20.54%,在所有主體中排名第四。這表明我國投資者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效果初顯,國民金融教育邁入加速發展階段。

  3、金融機構的投教供給更注重時機選擇;投資者長期接受金融教育的意識仍有待提高。

  針對2021年度投資者接受金融教育時機的調查顯示,投資者選擇在“市場上新的金融產品推出時”接受金融教育的比例最高,為56.24%;其次是“做出重大交易決策時”(比例為54.06%)。與前三年的數據相比,在2021年投資者更多地選擇在有新金融產品推出時去獲取投教服務,以便充分了解新金融產品的特點和投資所面臨的風險。選擇在“新政策推出或大事件發生后”接受投教的比例較2020年有所下降,說明投資者對于政策變化的敏感性還有待提高。對施教者的調查結果顯示,金融機構常在投資者“初次進行金融投資(開戶)”、“新金融產品推出”時開展投教活動,比例分別為88.10%和82.09%,與投資者對金融教育時機的需求較為契合。

  數據對比分析發現,長期接受投資者教育的比例近四年呈連續下降趨勢,從2018年到2021年,長期接受投資者教育的比例分別為40.27%、36.39%、20.39%和18.42%。可見,中國的證券投資者尚未形成長期接受金融教育的意識,對金融教育的持續性和漸進性的認識不夠深入。對施教者的調查顯示,近三年金融機構長期開展投資者教育活動的比例均高于60%,說明金融機構的投教供給是較為充分的,投資者教育活動已成為金融機構一項長期性、基礎性和常規性的工作。

  4、投資者正在全方位、多角度地強化自我金融教育 

  在投資者教育內容和頻率方面,2021年度的調查結果表明,投資者對學習證券、期貨基礎知識較為重視,“經常”參與和“一般”參與的比例達到58.44%。對其他類知識的學習“經常”與“一般”的參與度也都超過了50%,說明投資者正在全方位、多角度地強化自我金融教育。但與過往年度的調查結果類似,投資者對維權途徑、防范非法證券活動相關內容如“了解投資者權利與維權途徑”、“非法證券活動的識別與防范”的參與比例較低,“經常”學習此類內容的頻率均低于15%,表明投資者依然較為忽視維權途徑、防范非法證券活動等內容的學習。

  對施教者的調查顯示,金融機構在投資者教育內容的提供方面已經達到了全面化,各項投教內容的投放率均高于99%。整體上,金融機構開展投教活動中涵蓋的投教內容比較豐富,開展頻率也相對較高。從大類來分析,“各種類型的投資風險揭示”是金融機構最“經常”提供的投教內容,其比例為71.04%;其次是“新產品、新政策的介紹”,其比例為68.80%。開展頻率略低的投資者教育活動內容為“投資策略/技巧的講授”和“投資者權利與維權途徑的普及”,其比例分別為64.25%和63.89%。

  5、我國投資者教育模式已從粗放式向精細化轉變,能夠為投資者持續提供更好的投資者教育服務。

  逐年的調查數據顯示,在金融機構開展投教工作的主要動力是對公司的業務和發展有直接幫助,另外有來自監管部門、協會等的強制要求。由此可見,投資者教育已經成為監管機構的嚴格要求和金融機構內在動力的有機協調,二者相輔相成共同促進了我國投資者教育的健康發展。

  2021年度的調查結果顯示,我國投資者教育模式已經呈現從粗放式向精細化轉變的趨勢,金融機構的投資者教育管理越來越精細化。一是投教人力資源投入專業化,高學歷投教人員占比逐年增加。數據顯示,2021年本科學歷及以上投教人員占比94.21%,較2018年的82.48%上升了11.73%;參與投教工作5年及以上人員占比58.42%,較2018年的39.81%上升了18.61%。在金融素養得分上,施教者綜合金融素養得分72.89分,其中基礎金融素養80.88分,專業金融素養64.90分,均顯著高于投資者的金融素養得分。二是投教專項培訓體系化,接近八成投教人員參加專項培訓后上崗。2021年,接受過專項培訓的投教人員占比達78.19%,較2018年的76.65%提升了1.54%。表明經過多年的探索和實踐,金融機構已經建立起了較為成熟的投教人員培訓體系,為金融機構長期做好投資者教育工作奠定基礎。三是投教人員考核評估常態化,2021年開展了投教人員績效考核評估的占比超過一半(占比51.91%),較2018年的47.19%提升了4.72%。越來越多的機構將投教人員考核納入績效評估,有助于培養更優質的投資者教育工作者。四是投教效果評估多樣化,2016年調查中開展過投教效果評估的為92.83%,到2021年該比例已上升為97.74%,同時施教者對投資者接受投教前后的金融知識與技能變化、行為理性、維權意識變化等評估也在逐年增加,2021年的占比分別為80.93%、76.26%、64.54%。

  綜合來看,近年來金融機構的投教體系呈現出投教人員專業化、投教培訓體系化、投教人員考核評估常態化、投教效果評估多樣化的特點,表明當前我國金融機構的投教模式已經較為成熟,能夠為投資者持續提供更好的投資者教育,為我國投資者教育的效率提升和體系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6、超九成投資者愿意在投教上投入時間和資金。

  隨著投資者教育大氛圍的形成,我國投資者對接受投資者教育和金融知識學習的積極性持續提升。連續4年的調查數據顯示,有超過90%的投資者在接受投資者教育和金融知識學習上投入了時間和資金。隨著生活節奏的加快,投資者的投教學習越來越碎片化,短頻、高效、精準的投資者教育才能有效滿足投資者需求。具體表現在,投資者每周在接受金融教育上投入的時間大多集中在1-3小時范圍,這一占比自2018年以來呈現逐年上升趨勢,2018年、2019年和2020年占比分別為65.60%、68.72%和71.07%,2021年占比上升為72.93%。但每周接受金融教育投入時間超過5小時的占比逐年下降,2021年占比僅為6.99%,較2018年的12.65%下降了5.66%。

  投資者在金融教育上資金投入占年收入5%以上比例逐年增加,從2018年的57.36%提升到2021年的67.7%,其中超五成投資者的資金投入占年收入比例集中在5%-15%之間,投入超過15%的投資者占比為13.49%。

  二、我國證券投資者的投資心理與行為分析

  過往研究表明,投資者教育會通過提升投資者的金融素養,進而影響投資者行為。因此,投資者教育的效果最終會反映到投資者行為表現上,并進一步傳導到資本市場中。課題組在調查中也對相關內容做了安排,主要結論有以下幾點:

  1、2019年到2021年我國呈現財務脆弱性特征的投資者比例小幅下降,金融素養的提升有助于降低投資者財務脆弱性。

  為了解投資者應對沖擊的能力,課題組在2021年度的調查中引入了“財務脆弱性”指標,將其定義為投資者在遭遇市場不利沖擊時陷入財務困境的可能性。財務脆弱性指標包含三個具體要素:償債能力(投資者利用可支配收入償還負債的能力)、流動性狀況(投資者所持有資產及其組合的變現能力)、信貸能力(投資者獲得外部借貸資金的能力與可能性)。調查數據顯示,2019年底以來的新冠疫情并未對我國投資者的財務脆弱性造成顯著影響,2021年我國具有財務脆弱性的投資者占比為20.71%,相較2019年的38.18%下降了17.47%。具體來看,2021年度,投資者的償債能力提升較明顯,償債能力較強的投資者從2019年的45.82%提升至2021年的48.87%,償債能力較弱的投資者占比下降為4.19%。在流動性狀況方面,2021年流動性狀況中等的投資者比例從2019年的40.97%提升至47.95%,但流動性狀況較強的投資者比例有所下降,從2019年的25.09%下降至21.88%;投資者的信貸能力整體上有小幅提升,信貸能力中等和較強的投資者比例,2019年合計為57.68%,2021年該比例提升為61.33%,提升幅度為3.65%。

  2021年度的數據交叉分析表明,金融素養對于降低投資者的財務脆弱性,提升投資者的償債能力、流動性狀況和信貸能力具有明顯的效果。比如,專業金融素養為0的投資者中,償債能力、流動性狀況和信貸能力的分值分別為2.35、3.02和2.77,而專業金融素養為100分的投資者償債能力、流動性狀況和信貸能力的分值分別為2.55、3.60和3.16。表明專業金融素養較高的投資者在財務脆弱性指標方面優于專業金融素養較低的投資者。

  2、2021年投資者投資股票和基金的占比下降,持有銀行存款比例上升。

  在資產配置方面,2021年投資者投資股票和基金的占比下降,持有銀行存款比例上升,持有金融理財產品、投資性房地產的比例基本維持穩定。具體為,2021年我國投資者持有股票和基金的比例為27.67%,相較2020年下降了5.54%,其中基金配置比例下降了3.70%,股票配置比例下降了1.85%;持有銀行存款比例為28.32%,較2020年上升了4.32%;金融理財產品和投資性房地產的持有比例分別為16.46%和9.18%,與2020年的16.44%和9.01%基本持平。課題組分析認為,投資者股權類配置比例整體上下降,與我國疫情狀況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投資者避險情緒提升有較大的關聯度。

  但值得關注的是,我國投資者在債券和期貨等金融衍生品上的投資比例逐年增加,從2017年到2021年,債券投資的占比從2.64%提升到5.54%,期貨等金融衍生品投資占比從2.29%提升到3.57%,這一結果也與調查數據中投資者接受“新產品和新政策”教育的頻率逐年提高相呼應。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和金融工具種類的豐富,投資者的選擇越來越多樣化和復雜化,開展新產品的投資者教育有助于投資者了解產品,從而增加對其的投資。

  課題組還發現,我國證券投資者的投資分散化意識不斷提升,資產組合的分散化程度提高。具體表現為,投資者的股票平均持有數量,2019年為13.30只,2021年增加至17.05只;2021年同時持有股票、基金、債券、保險等9種金融資產的投資者比例為24.51%,比上一年提升了4.03%;投資者的投資組合分散化指數均值也比去年高0.03。

  3、金融素養越高的投資者持有權益資產占比越高,對基金投顧業務更認可。

  調查數據顯示,金融素養的高低對投資者持有不同資產的比例有顯著影響。金融素養越高的投資者,持有權益類資產占比越高,持有投資性房地產占比越低。具體數據為:將投資者金融素養分為100分、80分、60分、40分、20分和0分五檔,對應的投資股票和基金的配置比例從35%逐步下降到31%、29%、27%、26%和24%;而持有投資性房地產的比例則剛好相反,分別為6%、7%、8%、9%、10%和12%。除了金融素養外,課題組還對月均可支配收入與資產配置的關系進行了分析,結果顯示投資者月均可支配收入越高,其持有股票和基金的比例也越高。

  2019年10月,我國推出管理型基金投顧業務,首次放開金融機構的“代客理財”權限。調查數據顯示,整體上我國投資者對基金投顧持相對積極的態度,占比47.97%的投資者對基金投顧持“非常認可”和“比較認可”的態度,42.96%的投資者持“一般”看待的態度,“不太認可”和“完全不認可”的比例只有7.05%和2.02%。課題組通過進一步分析發現,投資者接受投教的頻率和金融素養水平對其基金投顧業務的態度有顯著影響。接受投資者教育的頻率越高、金融素養水平越高的投資者,對基金投顧業務的認可度越高。由此可見,投資者教育工作在引導投資者接受新業務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4、我國具有過度交易和處置效應特征的投資者占比下降,投資者非理性行為得到一定的改善。

  從投資者的交易心理來看,中國證券投資者對股票價格上漲或下跌的外推預期明顯,40%左右的投資者認為股票價格的上漲或者下跌具有持續性;35.67%的投資者認可“我會因為了解新股票和新公司而感到興奮”的表述,投資者的感覺尋求心理也較明顯;傾向于在個股上漲期買入的受訪投資者比例為24.28%,在股價下跌期買入股票的受訪投資者比例為27.85%,偏好“追漲殺跌”的投資者接近三成,與去年基本相同。38.6%的投資者認可“我會把股票看作彩票,愿意接受小損失換取可能的大幅上漲”的表述,與去年相比提高了0.94%,表明投資者的博彩偏好心理依然比較突出。課題組還從交易數據方面對投資者的行為進行了比對分析,將具有低股價、高歷史收益率和高換手率特征的股票定義為彩票型股票。分析結果表明,有近四分之一的投資者偏好購買彩票型股票,即具有博彩行為。

  2021年調查數據顯示,具有過度交易和處置效應的投資者占比有所下降。其中,具有過度交易者的投資者比例為36.72%,低于去年的37.14%;具有處置效應傾向的投資者比例為36.17%,略低于與去年的36.82%。正如課題組去年報告中提到的,投資者教育對改善投資者的處置效應具有一定的影響。相信隨著投資者教育工作的持續推進,我國投資者的非理性行為也會進一步得到改善。

  課題統籌:李建勇、歐陽西;報告主要執筆:彭倩、宋明莎;何偉兵、張湘毛、武泰宇、陳名佳、何瑜欣、喻曦等參與問卷設計與調查。特別致謝廣發證券零售業務總部、廣發證券總部投教基地及各分支機構對本次問卷調查的大力支持;感謝廣東證券期貨業協會和四川省證券期貨業協會對課題調研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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