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9日，柏林墻倒塌。隨著冷戰結束，東西方隔閡被打破。5年之后“烏拉圭回合”談判達成，世界貿易組織成立，全球化由此駛上了快車道。

　　2016年11月9日，特朗普贏下美國大選。無論是他的競選言論、經濟理念，還是內閣構成，都無不透露出對全球化的不滿。

　　美國大選、英國公投“脫歐”、歐洲極右政黨崛起，2016年反全球化浪潮洶涌跌宕，全球化遭遇了史無前例的“污名化”危機。

　　全球化到底好還是不好？事實上，主流經濟學界對此并沒有爭議。從歷史上來看，這一輪全球化是人類歷史上全球經濟增速最快的時期。這是因為，商品、資本，乃至人員的全球流動，令資源和需求的匹配度大幅提升，從而極大提升了全球經濟效率。

　　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過去二十多年全球化高速發展期，是人類歷史上減少貧困速度最快的時期。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1990年全球每3個人里就有1個生活在貧困狀態，而到2015年底，每10個人里面才有1個生活在貧困狀態。全球化帶來的經濟大發展令全球十幾億人擺脫貧困，這無疑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項壯舉。

　　對發達國家來說，全球化高速發展期也是居民生活水準快速提高的時期，這不僅是因為全球化帶來了新市場、新訂單、新工作；還因為全球化降低了商品成本，從而間接提高了生活水準。經濟學家測算，和中國的貿易就相當于每年給每個美國人補貼250美元。

　　并且，在這一輪全球化大潮中，隨著經濟繁榮由西向東擴散，市場經濟制度、自由民主觀念也擴展到更多國家，文化融合和文明交流的頻率和深度也超過了人類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

　　由此可見，全球化是一個做大了的全球經濟蛋糕，是提升全球平均生活水準的巨大制度創新。但為何如今反全球化的聲音甚囂塵上？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紐約大學教授邁克爾·斯賓塞認為，全球化的確讓全球變得更加平等、國與國之間的經濟差距變得更��；但同時卻讓國內各階層之間的不平等現象加劇。因此，全球化在帶來經濟奇跡的同時，卻給部分國家帶來了國內政治危機。

　　全球化，如同任何制度設計一樣，必然會產生利益受損者和獲益者。當美國西雅圖飛機制造商從全球化獲益時，賓夕法尼亞鋼鐵工人利益就會受損；當豐田汽車從全球化獲益時，秋田的日本稻米種植者利益就會受損；當中國東莞外貿工廠老板從全球化受益的同時，河南留守兒童的利益就受到損害。

　　可見，這一輪全球化發展的紅利的確沒有“雨露均沾”，金融資本家、科技創新企業、大型制造業企業、高學歷人群等分到了更多利益；而發達國家的產業工人、小型本地企業、中低收入階層等的生計和利益，卻因為工作崗位流失到海外而受到極大沖擊。

　　也就是說，全球化令強者變得更強、弱者變得更弱，這種優勝劣汰的確提高了全球經濟效率，但卻導致不平等問題在全球范圍內變得越來越嚴重。從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抨擊不平等問題的著作《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在全球大熱，到美國研究不平等問題的經濟學家安格斯·迪頓榮獲諾貝爾獎，不平等問題近年來已在學術界和大眾中引起高度關注。

　　同時，科技進步也進一步加劇了不平等現象。30年前，支撐美國經濟的是鋼鐵、汽車這樣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而如今隨著自動化技術和信息技術的崛起，美國產業結構開始向資本密集型、智力密集型轉型。正如上世紀90年代電腦奪走打字員的工作，在21世紀，機器人生產流水線、自動駕駛、物聯網技術等將奪走更多工人的工作。

　　全球化疊加科技進步，全球經濟效率得到提升，經濟蛋糕越做越大，但蛋糕切得卻不均勻，不平等問題日趨嚴峻。而西方政治體制卻未能很好平衡全球化受益者和受損者利益，從而導致貧富分化加大、社會矛盾加劇，令全球化成為“替罪羊”。

　　從更深層面來看，反全球化浪潮的背后，是全球二次分配制度的進化速度，沒有跟上一次分配制度的進化速度；西方政治秩序的進化速度未能跟上經濟秩序的進化速度。從這個角度說，反全球化不是一場經濟危機而是一場政治危機。

　　那么，全球化該如何洗脫污名？

　　首先，解決之道不是懲罰受益者，而是幫助受損者；不是做小蛋糕，而是要分好蛋糕。這其中的關鍵是調整國內利益分配架構，加大對利益受損者的補償，實現更為包容的全球化發展。

　　其次，全球需要堅定的政治領導力來推動全球化繼續向前發展。如今，西方不少國家民粹主義崛起，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就在本周，特朗普任命具有濃重重商主義傾向的彼得·納瓦羅執掌新設的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這讓分析人士普遍擔心美國新一屆政府可能會高舉貿易保護主義大棒。

　　美國，曾是推動全球化的傳統領導力量，如今伴隨美國政策轉向，全球化缺失了重要的領導力。值此關鍵時刻，中國能否繼續引領全球化進程，將備受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