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觀層面，轉型金融產生的價值是銀行可以發展新業務、企業可以為股東創造更多紅利；在宏觀層面，轉型金融支持的是金融穩定。”北京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主任馬駿近日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采訪時說。

　　馬駿曾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并曾擔任G20可持續金融工作組共同主席，積極推動我國參與綠色金融國際合作。2014年至2017年，他任職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牽頭成立綠色金融研究小組，并主持起草我國第一份綠色金融框架性文件《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

　　馬駿認為，推動綠色轉型亟須撬動社會資本參與，而撬動社會資本參與的核心工具是激勵機制。據他估算，我國未來30年的綠色低碳投資累計需求將達到487萬億元，其中的90%需要依靠社會資本。而要撬動更多資金參與綠色低碳轉型，需要不斷豐富綠色金融產品，推動轉型金融發展。目前，可持續信息披露體系缺乏強制性披露要求，碳市場缺乏金融屬性和流動性，這些都是需要補足的短板。

　　撬動社會資本參與綠色投資

　　中國證券報記者：在構建綠色金融體系過程中，如何撬動社會資本投向綠色項目？

　　馬駿：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初衷就是撬動社會資本參與綠色投資。這是因為綠色投資的需求遠遠大于政府財政能力。按照我們的估算，90%的綠色投資需要依靠社會資本，其余部分可依靠政府資金。而撬動社會資本的核心工具是激勵機制。在這方面，中央和地方做了許多工作。

　　在中央層面，碳減排支持工具有效引導銀行資金支持新能源等綠色項目；在地方層面，多地拿出財政資金為符合要求的綠色項目提供貼息、擔保。這些措施降低了綠色項目融資成本，提高了項目的預期回報率，有助于吸引社會資本參與其中。有的地方利用政府引導基金投資平臺參與綠色項目，也有助于項目獲得其他資金支持。

　　在資本市場尤其是股權投資市場，可以研究如何引導更多資金（如險資、社保資金）通過投資綠色基金和ESG產品參與綠色投資。監管部門應更加重視對機構投資者的綠色、ESG投資比重的考核，引導機構對未來的綠色投資規模、比重做出規劃和承諾。

　　中國證券報記者：如何豐富證券市場參與綠色金融的手段？有哪些正在推進的創新實踐可以分享？

　　馬駿：綠色企業上市融資，綠色項目融資主體發行綠色債券、可持續發展掛鉤債券等，都是較為常見的證券市場支持綠色產業的具體手段。此外，證券市場參與綠色金融的手段還包括藍色債券、生物多樣性債券、綠色資產證券化產品、ESG主題基金、碳中和基金等。

　　最近一些機構發起設立低碳轉型基金，專門投資符合低碳轉型要求的企業。還有一些機構發起設立CGT綠債基金，投資具有中歐共同目錄標簽的綠債。這些都是很有意義的創新。

　　中國證券報記者：在推動綠色轉型方面，如何激發社會資本參與股權投資的積極性？如何引導長錢投向綠色轉型領域？

　　馬駿：行業領先的基金管理公司應嘗試發起設立轉型基金，為一批有較大發展潛力的轉型企業提供股權融資。目前的轉型金融工具基本上是債權類工具，包括可持續掛鉤貸款/債券、轉型貸款/債券。但許多轉型企業缺乏股權融資，它們需要通過補充資本金降低資產負債率，進而降低企業發展面臨的風險，其債權融資成本也會下降。

　　相關股權投資機會并不少，尤其是在已出臺轉型金融目錄的地區，地方政府識別了不少有質量的轉型企業和轉型項目。基金管理公司應抓住機遇，盡快提升識別、評估和輔導轉型企業的專業能力。此外，險資、社保基金等也應有意識地支持基金管理公司開展轉型投資業務。

　　金融支持“正在綠”項目和企業

　　中國證券報記者：綠金委課題組發布的報告認為，我國未來30年的綠色低碳投資累計需求將達到487萬億元，該數據是如何估算的？

　　馬駿：這個487萬億元包括綠色項目和轉型項目的融資需求。傳統的綠色金融支持的主要是“純綠”或“已經綠”的項目和企業，它們的碳排放強度很低，如各類新能源、電動汽車項目；轉型金融主要支持的是“正在綠”的項目和企業，包括鋼鐵、水泥、化工、有色、航空、航運等產業中有減排潛力的項目和企業。基于轉型行業占經濟總量的比重較大這個事實，未來轉型項目融資需求將大于純綠項目的融資需求。

　　要精準測算轉型項目融資規模面臨不少挑戰：一是尚無轉型項目融資的權威界定標準，而且轉型目錄覆蓋范圍可能逐步擴大；二是之前的綠色金融目錄中包括少量轉型項目，與轉型目錄覆蓋的內容可能存在重復，按有重疊的兩種目錄統計，會出現重復計算問題。

　　中國證券報記者：現階段推進轉型金融，對于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價值體現在哪些方面？能否以某個行業或企業舉例，說明不轉型的風險有多大？

　　馬駿：最近有鋼鐵企業人士告訴我，他們的歐洲客戶現在只下低碳鋼訂單，高碳鋼訂單沒有了。未來，這種情況可能會發生在所有高碳行業。因此，高碳企業不轉型的最大風險就是被迫退出市場。

　　如果能夠通過發展轉型金融，支持企業成功轉型，在微觀層面產生的價值是銀行可以發展新業務、企業可以為股東創造更多紅利；在宏觀層面，轉型金融支持的是金融穩定。

　　中國證券報記者：目前我國制定轉型金融目錄的進展如何？制定中央和地方的轉型金融目錄可以遵循怎樣的原則和方法？

　　馬駿：央行研究局組織完成了四個行業（煤電、鋼鐵、建筑建材、農業）的轉型金融目錄編制工作，正在推動地方試點。央行下階段編制的轉型金融目錄將覆蓋水上運輸、石化、化工、陶瓷、有色、紡織等七個行業。

　　編制轉型金融目錄的一般性原則包括：符合中央、地方對碳中和的要求，以及符合巴黎協定的氣候目標；無重大損害和防止碳鎖定（無重大損害指經濟活動不能對環境造成重大損害；防止碳鎖定指減少對高碳技術的依賴，促進向低碳或無碳技術轉變）；透明度（要求目錄的執行者對轉型計劃、轉型目標、碳排放信息進行披露）；動態調整；必要時要求第三方評估認證等。

　　目前，不少地方出臺了轉型金融目錄，包括湖州、重慶、河北、上海、廣東等地。其中，湖州已建立較為清晰的轉型金融生態，具體包括轉型目錄、指導企業編制轉型計劃的模板、建立企業和個人碳賬戶、對轉型融資的貼息、對轉型企業的輔導和賦能機制。

　　多管齊下助推企業“向綠轉”

　　中國證券報記者：我國綠色金融領域取得了哪些成績，還有哪些需要攻克的關鍵節點？

　　馬駿：我國綠色金融體系建設，過去10年取得了重大進展。我國在國際上率先建立了官方的綠色信貸和綠色債券的界定標準，我國綠色信貸和綠色債券市場規模均位居全球第一，我國從中央到地方都制定了支持綠色金融發展的激勵措施，并主導、引領了一系列國際合作機制，如G20可持續金融工作組、中歐新多邊可持續金融共同分類目錄（MCGT）等。

　　當然，我們在一些領域與國際最佳實踐還存在一定差距。比如，可持續信息披露體系的建設尚處于框架設計階段，缺乏強制性標準，企業信息披露能力不足的問題較為突出；碳市場缺乏金融屬性和流動性，缺乏衍生工具，與國際接軌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各國在轉型金融方面剛剛起步，都需要全力構建轉型金融框架，克服缺乏界定標準、轉型規劃能力和激勵機制的不足。

　　中國證券報記者：如何評價我國在可持續信息披露體系建設方面的進展？如何讓可持續信息披露更好地服務綠色金融？

　　馬駿：可持續信息披露是綠色金融體系的重要支柱之一，是引導資金有效配置到真正綠色的經濟活動、防范漂綠風險的關鍵要素。

　　早期，我們關注的是融資主體的環境信息披露。比如，監管部門要求，使用綠色信貸和綠色債券作為融資工具的企業必須披露受支持的綠色項目產生的環境效益信息，包括節能減排效果。近年來，監管部門參考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工作組（TCFD）和國際可持續發展準則理事會（ISSB）的要求，開始構建針對企業層面的可持續信息披露體系，包括滬深北交易所出臺的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指南，央行出臺的對金融機構的環境信息披露要求，以及財政部等九部門聯合發布的針對企業的可持續披露基本準則。

　　目前可持續信息披露領域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監管部門出臺的信息披露準則缺乏足夠的強制性。而監管部門沒有馬上實施更具強制性的信息披露準則的主要原因是企業的相關能力不足。

　　解決這個問題的核心是監管部門應盡快出臺未來實施強制性可持續信息披露的時間表，告訴企業哪些指標在幾年之后將面臨強制性披露要求，尤其是碳排放、轉型規劃方面的指標。這個時間表會倒逼企業開啟能力建設進程。

　　中國證券報記者：投資機構、資本市場如何影響企業綠色轉型的目標和實施計劃？

　　馬駿：北京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和中國責任投資論壇在2023年發起了一個名為“中國氣候聯合參與平臺（CCEI）”的合作機制，組織機構投資者為被投企業賦能，支持企業低碳轉型。CCEI的成員包括國內外30余家大型機構投資者，它們管理著約70萬億元資金。

　　在過去的一年多時間里，CCEI建立了多個面向重點上市公司的聯合參與工作組，由投資機構牽頭促進企業低碳轉型。例如，去年由易方達基金、勵正投資管理（LGIM）、華夏基金、國壽資產等機構分別牽頭設立的面向紫金礦業、牧原股份、中材國際等上市公司的工作組，都組織了CCEI代表團到企業調研，與公司高層領導及相關部門負責人就碳核算、轉型計劃、氣候風險機遇等綠色低碳議題進行交流，提出投資者的關切和具體建議，活動受到了企業與投資機構的高度認可。除了與企業的直接交流，CCEI還通過組織專題研討和分享研究成果的方式，幫助投資機構、上市公司加強低碳轉型能力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