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3日，商務部部長王文濤表示，始終堅持擴大內需戰略基點，推動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我國有14億人口，其中4億以上中等收入人群，擁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

　　中國正在構建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的新發展格局，而我國雖然有14億人口，但從最近幾年消費增速看，即使剔除疫情因素，也在逐步放緩。這個現象可能是居民購買力下降造成的。購買力下降首先體現在城市中等收入群體，接著消費不振會逐級傳導到生產、流通、銷售等部門，中低收入者的就業與收入會受到影響，進一步影響到消費。中國當前雖然沒有明顯收縮跡象，但存在壓力。

　　這種壓力來自地產。將一個城市的房價中位數除以家庭年收入中位數，可以計算出當地的家庭住房負擔能力。按照國際普遍說法，房價收入比在3-6倍之間為合理區間，如考慮住房貸款因素，住房消費占居民收入的比重應低于30%。

　　201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宏觀經濟研究小組的一份報告顯示，北京房價收入比為33.2倍，上海為31.9倍，深圳為33.5倍。二線城市的杭州、青島和南京也分別高達15.7倍、13.2倍和18.3倍。根據諸葛找房數據研究中心測算，2020年中國百城房價收入比均值為13.2。

　　2020年中國居民部門杠桿率高達72.5%，主要以按揭貸款為主，中國按揭利率在全球也是處于較高水平。這表明地產已經高度擠壓了居民部門消費力。畸形的房價是經濟高增長與套利投機的產物，當經濟增速換擋放緩后，居民部門承受的壓力將會越來越大。

　　高房價對消費的影響不僅僅體現在加大家庭債務負擔，它還會大幅推高消費物價。中國人口高度聚集在城市，高房價也會推高商業地產租金，增加商業成本，使得物價超出當地收入水平的合理消費水平。部分人群經常抱怨“三線城市，四線工資，二線消費”，即說明了收入與物價的畸形關系。

　　根據瑞士銀行研究報告顯示，上海和北京的咖啡價格超過了紐約、日內瓦等發達國家城市。人們也發現很多中國商品和服務價格超過西方發達國家的現象。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國商鋪租金成本高，而西方是人工貴，說明當前的分配傾向于資本所得而非勞動所得。比如一線城市西瓜市場價格是原產地批發價10倍，但生產者和銷售員收入都較低。

　　受疫情等因素影響，當經濟增速放緩，就業和收入存在一定不確定性，而按揭還款以及日常消費是剛性支出，就會造成很多人開始省吃儉用與消費降級。住房在大多數家庭當中支出遠超30%的比重，年輕一代幾乎不可能依靠自己的收入購買住房。目前中國收入分類將月收入在1萬元以上列為最高收入群體，這沒有充分考慮一二線城市的居住和消費成本問題。

　　擴大內需最大的障礙是住房支出過高以及租金推高消費物價，后者會削弱中等收入群體的購買力。解決問題的辦法之一是提高收入增速，同時調控好房價和物價，但目前增加收入需要經濟效率提升，短期內很難實現。另一個方法是降低地租，減少其在居民支出中的比重，但這又涉及到金融風險與地方財政的難題。

　　中國正在計劃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其中的關鍵是提高城市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力，才能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以及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目前這個循環受到來自地產因素的阻礙。目前，中國政府正在大力發展租賃住房，解決年輕人住房難、住房貴問題，可以有效緩解房價對年輕一代住房支出壓力，探索切斷地產阻礙國內大循環的途徑。